← Back to articles

中国大历史(二)

帝国楷模-汉

秦朝覆灭不到十年,一个新的朝代继之兴起。可在管辖人数、地域,和时间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的汉朝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汉朝为许多历史学家所恭维,原因无外乎它是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帝国。刘邦之前不过是县城里的巡警,而其他一众助他创业之人也大多是一些市井之徒。 汉朝沿袭了秦朝宽阔且均匀的底层结构,但与前朝不同的是,它避免了种种极端的政策。在几十年的经营后,构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成为了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

王侯的分封基本遵循帝裔近亲封为王,功臣则封侯。这种初期的结构避免了像秦朝一样过度集权。但是,这个状态并未被计划保持下去,在帝国创业半个世纪后,朝廷向各王国施压,造成一系列叛乱以及平叛,导致多数王国被撤销,剩余的王国也被缩减了土地削弱了权力。在第五个皇帝-刘彻(汉武)时达到了极点。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朝最长久的统治,对以后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刘彻公布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际上,刘彻所称的儒术是对儒家思想的改进版,包括了孔子的人本主义的精神,也包含孟子人民生计,国本攸关(实际也可概括为人本思想,只是更贴近国家治理层面),也包括法家的注重农桑贬斥商业。

汉朝在宇宙观也有体系的逐渐形成,认为自然可以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一切事物都可以划分到这五种当中。这实际上是用近乎迷信的假科学来解决真问题的方式,可以部分提现当时读书人的压力以至于急切地想把世间观察到的现象高度概括。以及基于这一世界观的一系列迷信的联系,将气候与政治联系起来,将自然规律与专制皇权联系起来,使政治观与宇宙观相结合。这些联系也是儒家的一部分,并在此后两千年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汉武帝想一蹴而就地征服匈奴,主动寻求解决游牧民族侵犯边境的情况。虽然颇有建树,但是并未成功。但是在这不断地征伐中,也慢慢地积攒了一些问题,导致汉朝慢慢走向衰弱。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斗争一直以持续时间长和战斗激烈为特征。游牧民族的优势是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所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想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给汉朝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1. 经济问题,战争的后勤保障是必不可少的,而制度原因导致后勤保障的效率极低。司马迁更略称内地输送六十四石只有一石运达前方。制度导致的低效率和征伐所需庞大的后勤保障导致了汉朝繁重的税负,导致群众苦不堪言。在刘彻去世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缓和。
  2. 外戚专权,在刘彻频繁地利用权力去征伐之际,集结了庞大的权力之际,没有让这些权利制度化,也不能让他人代理,所以很多赏赐与惩罚都凭自己的喜好和判断。有例子是,皇后卫子夫的异母弟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就因为他们的父亲而封侯;皇后的外甥霍去病在其他前线的士兵粮食短缺之时却又丰富乃至过剩的补给;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更是一位从未征战过得“大将军”;

汉朝出现最有名的外戚可能还是王莽,一方面被斥为篡位者、伪君子,善于操纵言论的人,又被恭维是理想主义者、带有革命性的人物。王莽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制度,妄想全国上下,无论远近,都能执行无误,一种初始、并无技术支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改革失败的结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之后刘秀被武装起义王莽的部队指定为帝位继承,至此,后汉(东汉)开始了。

不同于西汉,东汉几乎停止了对匈奴的讨伐。停武修文之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举办太学,最多的时候有万间校舍供学生居住,刘秀以及他的近臣都是太学的同学。教育的空前繁荣使得文化交流也变得多了起来,在朝鲜、蒙古等地都有东汉文化作品的考古发现。 不同于前朝国库的捉襟见肘,后汉由于刘秀降低税率,降低战争频率,国库开始前所未见的充盈。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私人财富的过度积累,私人财富也很容易转换成权利,这也是汉朝最后覆灭的原因。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汉朝的党锢之祸是汉朝的最后一次冲突,宦官与名士的斗争成为汉朝的终曲,宦官其实是代表着乡村中的新兴地主,其实宦官与名士的矛盾根本上是新兴地主和名士的矛盾。宦官和名士的代表分别是张让和何进,何进在讨伐黄巾贼成功威信大增之后,准备密谋诛除宦官张让,但是张让先下手为强,矫传旨令诱杀了何进。而后身为司隶校尉的袁绍为何进报仇,将皇宫中所有可能拘捕到的宦官全部斩杀,而张让也被逼的跳水自尽。

官渡之战中,袁绍举兵反汉,汉朝的代表是曹操,曹操的背景很特别,义祖父为宦官曹腾,父曹嵩是曹腾的养子。但是在宦官与名士的斗争中,他却站在了名士的立场上。官渡之战的胜利者虽然是曹操,但是汉朝终究还是支持不下去了,开始有了一段四分五裂的局面。

后汉之后 - “新战国”

汉帝国分崩离析之后,豪强相互兼并的状况屡屡发生,再加上胡人的入侵,整个中国四分五裂,俨然成了一根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汉朝覆亡之后,直到隋朝建立,这其中大概300多年的时间着实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灾荒、战争让整个中国地区民不聊生,再有五胡乱华,更大大的加深了战乱的程度。

围巾南北朝时期,传统历史学家笔下的无道昏君的数量可谓是空前绝后,一方面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再者就是在这动乱的大环境下,儒家学说已经不足以满足人心的需求,导致朝政与皇权的动摇。这个期间,新传入的佛教似乎刚好提供了人们这一需求,因此一时盛行,也深深地影响了之后千百年的中国。